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一场媒体圆桌会上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、国家神经疾病中心常务副主任唐毅指出，对于阿尔茨海默病而言，早期识别、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非常关键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
阿尔茨海默病（AD）是一种会导致记忆力和其他认知功能逐渐衰退的致命性疾病，占老年期痴呆的50%至70%，也是主要的致死疾病之一。目前，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就诊率为28.6%，轻度认知障碍就诊率仅为2.8%。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是疾病的中晚期，错失了获得早期诊疗的机会。
同时，阿尔茨海默病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。有研究显示，2015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年总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1.47%，达1.1万亿元人民币。据推算，到2030年，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社会经济成本将达到3.2万亿元，在2050年将达到11.9万亿元。
有观点认为，近年来，随着诊断技术和病理研究的迅速发展，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迎来了新的曙光。但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应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生态系统，提升早期诊疗水平，依然任重道远。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是最迫切也是最可行的第一步。
在唐毅看来，目前我国的阿尔茨海默病诊治存在“四低两少”的问题。“四低”是指对该病的识别率、就诊率、诊断率、治愈率低。有研究显示，只有20%到30%的患者能够及时主动就诊，在轻度认知障碍阶段，只有不到2%的患者会主动就医。约36%的患者在第一次就诊时能够准确诊断，其余患者仍需要二次、三次甚至多次就诊才能得到较准确的诊断。
“两少”则是指专门从事认知障碍疾病诊治的医生和记忆门诊数量少。2021年一项调查显示，我国约有10万名神经内科医生，其中诊治认知障碍疾病的专科医生约为2000人，且基本是在大城市的三甲
医院。2020年的统计显示，全国三甲医院中，不到10%的医院专门设有记忆门诊。
如何实现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早诊早治？唐毅认为，突破主要在三个方面。
一是技术方面的突破。目前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检测技术，各方都在积极探索，特别是生物标记物和血浆标记物等技术的研发。“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尽快取得突破，并且获得药监部门的审批，在临床上用于患者的筛查和诊断，可以极大地提升早期诊断率。”
二是提高医生的认知。唐毅也提到，我国通过各种途径对医生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教育，比如在国家卫生
健康委的指导下，认知障碍疾病专科能力建设项目于2021年启动，在全国范围内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，目前已培训5000多
名医护人员，超过60%来自基层。
三是建议有效的筛查诊断模式，高效、准确地筛查出能够进行早期干预的老年患者。
此外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不仅需要医疗层面的支持，也需要日常照护层面的帮助。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
心理事长顾春玲表示，阿尔茨海默病发展到中期，精神行为症状会成为诊疗的主要挑战，家庭照护者面临的压力尤为突出。到了晚期阶段，患者可能已经从失智发展为失能状态，进一步加重了对照护的需求。家属需要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，包括居家护理、养老机构及社区照护体系。此外，病人家属、照护者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心理支持。
顾春玲指出，阿尔茨海默病也有非药物的干预方式，以及非正式照料即患者在养老机构以外的家庭中得到照护。这类患者群体需要更完善的照护方案，以提升照护者的能力。
我国有近3亿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，在如此庞大的群体中开展阿尔茨海默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唐毅也表示，这需要“医、研、产、政”各个领域的力量汇聚起来，共同应对挑战。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这个群体，可供使用的技术、手段也越来越多。“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一起努力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生态圈。我相信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
疾病。”
